PP电子谁会不爱器材呢？自从来到马格南图片社学习，我被身边和网络上爱好摄影的朋友们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马格南摄影师都使用什么器材？”

　　但这是个没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我见到的马格南摄影师似乎都在使用不同的器材，胶片、数码、其他媒介都有人使用，不同画幅、不同品牌、不同的工作流程，总之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能“不一样”才是马格南摄影师唯一的共同点。

　　虽然没办法直接给出答案，但我想可以从这个问题出发，来聊聊马格南摄影师们的“器材观”。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总有一种奇怪的“错觉”，好像大多数马格南摄影师都使用徕卡旁轴相机（M系列）或者镜头。说是错觉，确实如此，因为在我遇到的马格南摄影师中，使用徕卡相机的比例似乎极低，除了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和斯图尔特·富兰克林（Stuart Franklin）常年背着徕卡相机之外，并没有看到其他摄影师对徕卡有特别的偏好。反而是富士、尼康、佳能这些品牌的出镜率似乎更高，艾明·约兹曼（Emin Özmen）是富士的合作摄影师自不必说，他一直使用富士中画幅 GFX 系列搭配 X100 系列使用，彼得·范·阿格特梅尔（Peter Van Agtmael）的主力设备也是富士 GFX。马克·波尔（Mark Power）喜欢使用阿尔帕加上飞思后背的系统，马丁·帕尔（Martin Parr）和埃里克·索斯（Alec Soth）也都更偏爱大画幅相机。杰罗姆·塞西尼（Jérôme Sessini）总是背着他的佳能 R5 和几支同品牌镜头，他现在也是佳能的品牌大使。安托万·达加塔（Antoine dAgata）近年的一些项目更是转向了热成像相机。乔纳森·本迪克森（Jonas Bendiksen）倒是经常使用徕卡相机，型号是相对不那么大众的徕卡 SL2。

　　在我的同学中，也只有我和来自韩国的同学使用徕卡 M 系统，其他七位就简单的分为了“索尼党”和“富士党”：三位使用富士 GFX 系列、四位使用索尼 α7 系列。

　　所以我就在反思，马格南摄影师使用徕卡的错觉来自何处？可能除了几本与徕卡有关的摄影书里，总是或多或少提到马格南摄影师外，亨利·卡蒂埃 - 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徕卡相机和 50mm 镜头的深入人心也是原因之一吧。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马格南摄影师们使用什么器材，所以每次大师课，都会询问有关器材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选择某种器材？”“为什么选择数码或胶片相机？”又或者是“某种器材对你的拍摄项目有什么影响？”渐渐地，我似乎找到了一些马格南摄影师具有共性的“器材观”。

　　马格南摄影师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胶片时代过渡到数字时代的“老摄影师们”，另一类是和我一样，出生于数字时代的“新生代”。但是无论哪一类，对于数码相机和胶片相机对比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出奇的统一，那就是“数码相机在实用性上优于胶片相机，但它们互相之间并不存在竞争或者替代关系”。

　　大多数拍摄战地或者冲突事件的摄影师，都喜欢使用可以自动对焦的数码相机。这也很好理解，在瞬息万变、风险极高的战场或者冲突现场，速度和稳定就是一切，拍到一定好过拍不到。所以具备各种冗余功能的数码相机当然是第一选择。比如杰罗姆·塞西尼就是从胶片时代的雅西卡（Yashica）和康泰时（Contax）走来，如今他也在使用佳能数码相机。我在询问他为何从胶片改用数码时，他的回答非常真诚，“现在胶片的底片和冲扫成本都太高了，而且数码相机已经足够好，甚至更好，为什么我还要用回老胶片相机呢？”实际需求才是选择的第一原因。

　　而那些以创意、纪实项目创作为主的摄影师中，选择数码相机还是胶片相机似乎更多原因来自于习惯和爱好。有人习惯了使用胶片相机，即使觉得现代数码相机更加便捷也懒得更换，毕竟他“不需要拍得那么快”；有人觉得习惯了使用数码相机，不理解为什么还要使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玩笑话，意指胶片的复古潮流）”。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选择数码相机或者胶片相机，会影响最终的产出结果或者呈现效果。

　　马格南摄影师似乎对于品牌没有特别的倾向，就如前文所说，用什么品牌相机的人都有。在这件事上，爱好者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鄙视链”是不存在的。没有人会从品牌出发，去讨论器材的优劣。

　　除了品牌合作外，很多摄影师在选择品牌时带有如同缘分一般的随机性。马克·波尔选择阿尔帕和飞思的原因居然是认识在这两个品牌工作的朋友，所以先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品牌想起来这些外借的设备时，他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这个组合。而斯图尔特·富兰克林使用徕卡系统的原因，则是最早进入报社做摄影记者时，报社配备的相机就是徕卡。所以习惯才能成为自然。

　　虽然目前使用手机拍摄严肃项目的马格南摄影师还不多见，但是他们都不排斥手机摄影这件事，特别是将手机作为日常生活记录的工具。格奥尔基·平卡索夫（Gueorgui Pinkhassov）就是个很典型的代表。他和我相约一起吃饭或者喝咖啡时，他总会拿出手机记录随时发生的事物，也会在结束时用手机合影留念。

　　很多摄影师会提到现在手机摄影的迅速发展，所以未来的某一天，看到更多马格南摄影师使用手机拍摄项目并出版展出时，也不要觉得不可思议哦。

　　马格南摄影师在选择画幅这件事上是非常严肃的，不是因为我们常说的“底大一级压死人”，而是因为大家都认同“不同画幅的器材具有不同特性，会对拍摄项目产生质的影响”。在杜塞尔多夫学派早期，贝歇夫妇（Bernd & Hilla Becher）就从实践出发，强调了以摄影媒介固有特性为出发点，去进行艺术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即器材的选择取决于器材的特性与项目的需求是否相契合。比如，他们认为强烈“类型学风格”和“新客观主义”的木质结构房屋和水塔系列，有且仅有大画幅技术相机可以实现绝对的客观和最多的细节。再比如，对焦速度相对缓慢的中画幅胶片相机，特别是使用腰平对焦的那些系列，就不适合对拍摄速度和抓取能力要求极高的战地环境，而如果你的项目极其强调细节和空间关系，普通的 135 相机自然也不合适。所以大家在选择相机画幅时，往往都会从自己的拍摄习惯和创作风格出发，再结合拍摄项目的特性来选择。而马格南摄影师在不同项目中使用性能完全不同的器材，就是这个原因。

　　虽然无法给大家总结马格南摄影师的器材选择规律，但是求学马格南，我自己带了哪些器材，倒是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今年年初，我一下子出掉了几乎所有设备，换成了现在的徕卡数码相机 M11，主要考虑到高像素和相机体积小巧之间的平衡。镜头还是以蔡司 ZM 系列为主，我总共带来了五支镜头（21mm \ 35mm \ 50mm \ 85mm \ 135mm），但这几个月来，我几乎只使用了 35mm 和 50mm 两支镜头。目前我的个人项目《无需押韵》（It doesn’t have to rhyme）就是使用这个系统进行拍摄的。

　　至于胶片相机，目前我只保留了蔡司 Ikon ZM，主要是喜欢这台机器大而亮的取景器和精准的测光对焦系统。镜头选择的是和徕卡 M11 共享的蔡司 ZM 系列，也算是省钱了。这台相机通常是我数码拍烦了时，换换“胃口”的拍摄“玩具”。

　　今年初，一位朋友借给了我一台宽幅胶片相机哈苏 Xpan2和 45mm 镜头，目前我正在利用这台相机的特殊画幅，拍摄一个有关巴黎地铁站的系列作品。

　　自从前两年迷上了宝丽来，无论我去哪里都会带上宝丽来相机和相纸。现在我使用的是 Mint670 X ZERO，来法国前又改装了可用 itpye 的电池系统，是非常好用的一套机器了。但是由于宝丽来相纸的不稳定性，很难在严肃项目拍摄中使用它，更多地还是当做朋友同学聚会时的“氛围组”来使用了。

　　测光表除了是棚内必备，对曝光系统总是不那么准确的宝丽来也是很有用的，即便是自带测光功能的胶片相机，在拍摄严肃题材时，我也很建议大家自备一个测光表，与相机自带测光互相做个参照。我现在使用的测光表是世光 Sekonic L-478D，带有一个方便的触摸屏和可更换的 5 度反射式测光头，虽然不如 1 度测光头那么准确，但是日常拍摄也足够了。

　　有印刷需求的朋友们，校色仪 +ICC 文件是确保你照片印刷达到预期的方法。我们的印刷技术课程老师是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的御用印刷师，也被称为全球TOP3 的顶尖印刷师，这是他第一节课的建议。

　　万万没想到，桌面脚架用处还蛮大。我用的是捷信 GKTBC1的碳纤维桌面小脚架，重量只有 260+ 克。日常可以随身携带，在需要的时候用来架小型相机、小型补光灯，又或者在暗光条件下以墙壁、树木作为支撑点，延长快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