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电子官网下载贝聿铭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深具影响力的建筑师，他的建筑项目横跨辽阔地域，包括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巴黎大罗浮宫、香港中银大厦、多哈艺术博物馆及苏州博物馆等。

　　6月29日，特展“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在中国香港M+博物馆对外展出。澎湃新闻了解到，该展览历时7年筹备，是首个贝聿铭全面回顾展。此次展览通过6大主题的400件展品，探索贝聿铭的人生轨迹及建筑哲学。

　　建筑与生命的紧密联结贯穿着整个展览，其核心不仅仅在于贝聿铭的作品，更是关乎这位建筑大师的人生历程，及其与不同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交织——而建筑，正是存在于这千丝万缕的网络之中。

　　据悉，此次展览以“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为题，一方面回顾他的传奇人生，细看其作品如何革新建筑、改变城市面貌。另一方面探讨贝聿铭先生如何将人生经历、哲学思想融入建筑创作，思考建筑与人生的联系。

　　贝聿铭的儿子、建筑师、贝氏建筑事务所董事长及创始人贝礼中表示，“这个全面回顾展首次向公众展示我父亲丰硕且影响深远的事业生涯，阐明造就他成为不同凡响的建筑师和世界公民背后的跨文化影响及独特历史背景。”

　　此次展览由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荷兰鹿特丹Nieuwe Instituut （New Institute）馆长兼艺术总监陈伯康共同策展。王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筑与生命的紧密联结贯穿着整个展览，其核心不仅仅在于贝聿铭的作品，更是关乎这位建筑大师的人生历程，及其与不同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交织——而建筑，正是存在于这千丝万缕的网络之中。“因此，我们把‘人生’作为标题的主语，它定义了整个展览的语境。”

　　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及荷兰鹿特丹Nieuwe Instituut馆长兼艺术总监陈伯康

　　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出生在广东。其祖上贝家是吴中的名门望族，原籍浙江兰溪，明代中叶迁居苏州。贝家族人中人才辈出：清朝中期的贝慕庭为吴中巨富，与戈、毛、毕姓人家合称为当时的“苏州四富”；颜料大王贝润生是贝聿铭的叔祖；其祖父贝理泰是清末著名的金融家，父亲贝祖诒则是中国银行的行长。

　　1935年，年轻的贝聿铭如同彼时大户人家的有志青年一样远渡重洋留学，不过他没有遵从父亲的希望学习金融，而是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30年代的宾大建筑系弥漫着古典主义的氛围，这令期望接触新思想的贝聿铭大失所望，遂转学到麻省理工大学。在波士顿的日子里，贝聿铭将自己泡在图书馆中吸收各种现代主义的思潮，而其中他最为崇拜的就是勒·柯布西耶。1935年11月，“男神”柯布西耶造访麻省理工大学。贝聿铭后来回忆道：“和柯布在一起的两天，可能是我建筑学习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

　　贝聿铭，麻省理工学院四年级习作设计，《一所香港银行家会所》，1938至1939年 © MIT Museum，由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提供

　　贝氏家族于上海福开森路（现武康路），贝祖诒住宅（属中国银行所有）的花园中合照 后排：贝聿铭（左三）、贝祖诒（左六），坐者：贝聿铭祖父贝理泰（左五），1935年 © 版权所有，由贝洽提供

　　二战期间，贝聿铭曾在美国空军服役三年，1944年退役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当时的导师，正是包豪斯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同学中则有后来惠特尼博物馆和纽约联合国大楼的设计者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

　　展览的第一个主题是，“贝聿铭的跨文化底蕴”，展示贝聿铭成长和修读建筑学的经历，为他日后能够挥洒自如地融会不同文化、结合传统与现代，奠定坚实的基础。

　　“房地产和都市重建”单元揭示了贝聿铭任职于纽约房地产商齐氏威奈公司这段鲜为人知的事业经历，以及1960年代参与过的混合用途规划、住屋和都市活化项目。

　　其间，他参与了华盛顿西南区都市重建项目，这是美国最早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而在1962年建成的基普湾广场（Kips Bay Plaza）项目中，他受到现代建筑大师 Mies van der Rohe影响，将结构和外立面合二为一，墙身更薄，窗户更大。这当然需要额外的成本，但贝聿铭成功说服William Zeckendorf买下一间混凝土公司来生产此模板，也在之后的低成本住宅项目中，延续了这种做法。12年间，他学习到了其他年轻建筑师不可能接触到的广阔经验：市场风向、建筑预算、政府法规与城市规划等，以及如何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这为他之后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他在后来的设计中，始终关心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也总能在经济、实用与美学之间找到平衡。

　　基普湾广场（1957–1962）公寓的客厅室内景观，纽约，2021年。由久保田奈穗拍摄。M+委约拍摄，2021年。©久保田奈穗

　　从中银大厦（1982–1989）眺望旧中国银行大厦和遮打花园，香港2021年 M+委约拍摄，2021 年 © 何兆南

　　展览的第三个主题是“艺术与公共建筑”。在此部分可见他视博物馆为公共空间，深信艺术与建筑之间的对话十分重要，也可见他对当代艺术的喜爱。可以说，公共建筑是贝聿铭最感兴趣的，而他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在纽约生活期间，贝聿铭夫妇常常去逛画廊、收藏艺术品，与艺术家们成为密友与合作伙伴。对他建筑风格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立体主义艺术，他亦开始在极简的几何空间中不断探索。

　　贝聿铭与赵无极在巴黎杜乐丽花园，约1990年。由Marc Riboud拍摄。

　　杰·亨德森·巴尔（绘图师），贝聿铭建筑事务所从康奈尔大学的人文方庭望向赫伯特约翰逊艺术博物馆（1968–1973）的景观，纽约州伊萨卡，约1968年，铅笔厚描图纸本，图片：M+，香港，获授权拍摄 ©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将贝聿铭推到建筑界大师一级上的项目是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的位置处于国会大厦脚下，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国家广场交汇成的梯形场地上。贝聿铭曾说过，“如果没有规律和约束，那么空间的丰富度和可能性只会带来一团混乱。”在这个项目中，贝聿铭开始寻求他在技术和对空间运用上的突破，之后很多项目中运用的手法和材料都可以在这里初见端倪。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1968–1978）中的视觉艺术高级研究中心刀刃般的尖角， 2022 年，由 M+委约拍摄，2022年© 久保田奈穂

　　他延续使用了原馆粉红色田纳西大理石，第一次采用具有精美完成面的清水混凝土浇筑结构构件。他打通了地下的空间连接，这种手法在之后的大卢浮宫改建中令整个项目焕发新生。而他在这个设计中初初探索了光线的丰富变化以及形态空间的神秘性，令其开始思考，如果可以探索拥有无限灭点的弧角，是不是就可以创造更多的精彩空间了——这个想法成就了后来的达拉斯音乐厅。

　　1983年，贝聿铭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获奖词是这样写的：贝聿铭给予了我们本世纪最优美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形体，他作品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他始终关注他的建筑周边的环境。他拒绝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建筑难题之中。他的作品涵盖政府、文化和低收入住宅。他对于材料的娴熟运用达到了诗一般的境界。通过他的敏锐和耐心，他将不同兴趣和领域的人们吸引在一起去创造出和谐的环境。

　　那时，贝聿铭刚刚接下卢浮宫大改造计划没多久，之后“惊世骇俗”的玻璃金字塔便对公众展开真颜。他后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众多博物馆项目，此时才正要逐一登上历史的舞台。

　　贝聿铭曾说，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如果不学，我就无设计。从我在哈佛大学时期师从格罗皮乌斯的第一个项目，到我最近的作品，博物馆一直都是我的主题，不断地提醒着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苏州博物馆（2000–2006）苏州，2021年，由M+委约拍摄，2021年© 田方方

　　这段线年代以后，走向不同国度和文明，以博物馆设计来寻求新的突破。这一长串的名录中包括：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卢森堡大公现代美术馆、德国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和卡塔尔多哈的艺术博物馆。

　　“权力、政治与赏识青睐”主题揭示贝聿铭如何成为客户信赖的合作伙伴。在他职业生涯中的这些重要项目，既获得客户支持，亦曾引起争议。

　　台地上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1961–1967）建筑群，科罗拉多州波德，2021年。

　　其首个具有国家影响力的项目是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虽为科研机构，但甲方希望这座建筑既要充满艺术感，又要和四周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NCAR于1967年竣工，作为一座未来风格的混凝土建筑，Woody Allen的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1973）曾在这里取景。

　　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他的家人决定在波士顿修建一座私人图书馆以表纪念。最终，贝聿铭获得了“拍板者”的青睐。1964年，当杰奎琳·肯尼迪对外宣布由那时还没什么名气的贝聿铭设计肯尼迪图书馆时，他的名字一下子成为了字谜和竞猜游戏的热词。

　　一群官员察看香山饭店（1979–1982）模型，北京，1979年。 由曹慰祖拍摄。 ©曹慰祖

　　赵无极的水墨画装设在香山饭店（1979–1982）四季庭大堂旁的房间中，北京，2021 年。由田方方拍摄

　　在香山饭店的设计中，贝聿铭希望在保证建筑现代化风格的同时保留中国的传统元素，他将苏州风格的白灰泥墙和园林引入设计，同时想让建筑与环境融合，所以建筑只有两三层高。而由于“卢浮宫效应”，贝聿铭后续又承接了2003年竣工的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新翼和2006年落成的卢森堡让大公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d’Art Moderne Grand-Duc Jean）。这两个项目都是基于厚重的历史文脉，强调和延续了场地的悠久历史和功能，同时象征着城市从历史向不断发展的现代风貌转型。

　　第五个主题“物料改良与结构创新”展现了贝聿铭在设计过程中对于建筑材料和结构形式的创新性探索。

　　以今日的眼光回看贝聿铭于1948至1949年间设计的螺旋公寓，依然能够感受到绝对的创新性与前瞻性——所有公寓均为楔形，以半层为单位，沿着中心“树干”螺旋上升，从中心向外分别是核心筒、走廊、管道间、厨卫、起居室、阳台。

　　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1954–1963）祭坛后的玻璃幕墙一景，台中，2021年。由李国民拍摄。M+委约拍摄，2021年。©李国民

　　东海大学的路思义教堂，在没有任何支撑柱的情况下，仅靠四块弯曲薄片组成，仿佛双手合十祈祷；贝聿铭运用自己融贯中西的经验，结合了故宫及中国古代寺庙房顶的金瓦以及西方哥特教堂极具表现力的尖顶；自然光从四片墙壁的缝隙射入，类比教堂高窗的光影，屋顶亦有窄缝，形成东方式无限延伸的“一线天”。这个建成于计算机时代之前的项目，拥有令人惊叹的流畅的结构体系，贝聿铭通过结构设计来创造空间形态——“这个设计严格遵照结构体系及所选材料，并以逻辑和准则贯穿始终。”

　　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大卢浮宫计划（1983–1993）的金字塔幕墙空间桁架内部立面图，巴黎，约1986年，墨水厚描图纸本，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 ©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在香港中银大厦的设计中，出于预算的考量，贝聿铭的思路是：要把资金花在刀刃上，如果可以在结构上做到有效节约，整栋楼的成本就不会太高。于是，他和结构工程师一起，设计了创新性的超级合成桁架，内部交叉支架将承重分散到四个角柱，建筑内部可以无需支撑，整个框架结构既轻盈又坚固，外立面的铝制条板也正好显现出四角的支柱以及中心的斜角支架。中银大厦体现了贝聿铭结合美学与结构的创新，是对传统摩天大楼的一次现代升华。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以设计重新解读历史”为题，探讨贝聿铭长期以来对于为不同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设计现代建筑作品的浓厚兴趣。主办方希望，“借此提醒当下的年轻建筑师们在专注于建筑本身的同时，去全面考虑到一个建筑项目背后的各种力量与影响。”

　　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香山饭店（1979–1982）模型，北京，约1979年，纸、亚加力

　　陈其宽（绘图师），贝聿铭建筑师，东海大学（1954–1963）女生宿舍庭院内透视景观，台中，约1955年，复印本，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 ©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展览还展示多幅由新一代摄影师操刀的全新委约照片，呈现贝聿铭一些经典和较少人熟悉的建筑，参与摄影师包括何兆南、久保田奈穗、李国民、乔瓦娜·席尔瓦、·萨姆吉、田方方和米田知子。同时，展览跟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筑学院合作，制作模型展现贝聿铭建成和未实现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硕士毕业论文中的设计“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1946）、纽约双曲面大楼（1954–1955，未建成），以及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1954–1963）。

　　贝聿铭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论文中“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设计的剖面绘图 1946 年